读村上春树的作品，总有种重建思维的感觉，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冷淡疏离的笔调，总是让人莫名的被吸引。
就跟他的人一样。
最近一部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他原本打算写成短篇，大约60页稿纸。在故事里，多崎作多年前莫名其妙地遭到四位好友绝交。除了这个未解之谜，他的人生没什么出奇之处。那四位好友名字里都有表示颜色的字，更显得他“没有色彩”了。
谜团隐隐影响多崎作，他时常做噩梦，没法与人深入交流，恋爱大概也不顺利。认识年长两岁的女子木元沙罗后，他偶然说起这段经历。沙罗非常明智地提意见，多崎作应当返回名古屋，弄清楚18年前的往事：“不能只看自己愿意看的东西，而是要看不得不看的东西。”
平心而论，这并不是多么杰出的构思。有意思的是，村上声称，沙罗说这这番话之前，自己从没想过多崎作会见那四个人。原本的构思——“多崎作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存在遭到否定的理由，只能安静而神秘地生活下去”，便不再成立。
沙罗一发话，村上就“不得不”让多崎作回了老家。他特意强调：“我只是把她对作说出的话依样画葫芦地转换成文字而已。”至此，他就必须仔细写四位有颜色的朋友，故事才变成了长篇小说。
按村上的理论，沙罗可能就是自己“分身的投影”或“意识的一个方面”，跨越作品/作者或虚构/现实的界线，提醒他“要写得更深入”。
对于作家，这种疯魔体验大抵可信，只不过未必这么戏剧性。中国作家莫言的形容更直接：“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卵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
“村上春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
“多崎作”2013年上市，一周卖掉了超过100万册，刷新了村上小说的销售记录。小说英译本，2014年排在了《纽约时报》的全美畅销书单第一名。在新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他专辟一章，谈自己在美国市场的苦心经营，从作品英译，刊登《纽约客》，直到包括日本国内对他的非议。
第一种是：“说来说去，村上春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这种东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
书卖得好，就出现了第二种声音：“村上春树的书在海外卖得好，是因为他的文章容易翻译，他的故事外国人也容易看得懂。”
村上对评论界很不满意：“只好相信这世上总有一些人，专会见风使舵，毫无根据地满口胡言。”类似的，写非虚构作品《地下》时，他“受到过专门创作非虚构作品的作家们堪称严厉的批评”。名目大概有：“不懂非虚构文学的游戏规则”“廉价的煽情催泪”“纯属有钱人玩票”。
他总显得很疏离，似乎与世无争，不是热爱运动，就是关心高墙鸡蛋的大道理。看他讲两句闲话，象征性地谈一点心事，总是令人觉得惊讶，在这本书里尤其讲得多。
读村上的回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1978年写《且听风吟》算起，他已经写作39年。现在，他68岁了。
年年拿诺贝尔文学奖开他玩笑，读者们也许会觉得“来日方长”，但他早就不是那个迷惘青年渡边。村上也许到愿意分享的年纪了。讲自己的故事时，他才像真实的人，而不是把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把书桌收拾得仿佛MUJI样品，满嘴奇闻异事或爵士乐往事的作家。在这本书里，他总保持着谦逊状态，说话好像在商量，但看得出其实傲气十足，自有一套坚固的信条。
对于诺奖，村上的官方答复是：“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而他在解释“原创性”的时候，例子之一，恰恰就是最新的，也许同样是最意外的鲍勃·迪伦：在1960年代中期抛弃了单纯使用原声乐器的反民谣风格，改用电声乐器时，他被抨击为“犹大”和“投靠商业主义的叛徒”。
活在真实世界的村上春树
在雅典，村上春树写了早期名作《挪威的森林》的上半部分，写作时不停地播放披头士名曲《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到1980年代后半期，小说《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出版之后，他就离开了日本，长期旅居国外。他给人的印象如此混搭，与刻板印象中的日本文学若即若离，但终于无法摆脱“在日本这个国家生存的作家”身份。
其实，村上春树的根子尤其古老。父亲村上千秋是和尚的儿子，本人也做过几年和尚；母亲村上美幸是商人的女儿。两人相遇时，都是高中国文老师。村上春树小时候，全家搬去大阪市郊。
村上的第二位重要译者杰伊·鲁宾描述过他的成长过程：虽然母亲后来成为家庭主妇，夫妻俩还是经常在饭桌上谈论八世纪的诗歌或中世纪的战争故事。大约因为受到诸如此类的影响，村上从小喜欢读书，但从头就不喜欢日本作家的作品，反而喜欢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说过：“在我的整个成长期，我从未有过被一位日本作家深深打动的经验。”
按鲁宾的说法，在神户高中，村上“几乎每天都玩麻将牌（很入迷，但玩得很糟糕），滥交女朋友，在爵士乐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再就是抽烟、翘课、上课时读小说，不一而足，不过他的成绩倒一直都还过得去”。
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村上把这些故事一带而过：“我是独生子，基本是饱受关爱（不如说娇生惯养）地长大成人的，几乎从未遭遇过挫折。”因此，他也“不谙世事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走上小说家道路和友人河合隼雄，这两段回忆虽然还是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讲出来，但写得格外鲜活。
1960年代末，村上考进早稻田大学，念戏剧文学，22岁结婚，“为生活所迫”而开起酒吧，花了七年时间才将将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村上的大学时光，正值学生罢课，校方封校的年月。他本来就坚持个人主义观念，见识一位不参与政治的学生因“内讧”而被杀害后，更加怀疑集体主义。
1978年，在观看养乐多燕子队的棒球比赛时，29岁的村上突然想到：“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按他一贯的修辞方式，这个念头是“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陡然冒了出来”。比赛结束，他就跑去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稿纸和sailor牌钢笔。他那时还没有后来的好习惯——每天坚持写十页稿纸，每页400字，而今苹果电脑的两屏半，而是半夜在厨房的饭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写，“心扑通扑通地乱跳”。
这篇《且听风吟》，获得了《群像》杂志的新人奖，也开启了他的作家生涯。
将近三十岁时，小店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村上回头看，觉得奇怪：“哦，所谓人生就是这样转瞬即逝的啊。”虽然村上没过两年就转让掉了小店，专心做职业作家，但这种感叹，长久左右了我们对他的印象。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过于真实的人，长久的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原标题：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真实的村上春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