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12年，闻一多十三岁时，便以鄂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清华是美丽的，但恰恰是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庚子赔款办的。民族的遭遇和命运，似乎已注定了他要承受这种煎熬。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闻一多在屈子的诗词的激励下，一步步试图以文救国。
五四运动，身先士卒带领学生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远离城中心的清华园还处于平静之中。
“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于是，闻一多手抄岳飞的《满江红》悬挂于清华园食堂门口的墙上，以此激励学子们的爱国信念。“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数日后，闻一多和清华学子一起从清华园徒步入城，发表街头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这时的闻一多，和无数的爱国学子一样，愿意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去拯救自己的国家，却苦于没有渠道和途径去发泄这个欲望。国家危难，怎样才是真正的出路？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当时的中国，还被各种保守的思想说包围。
1922年，闻一多毅然留学美国，学习国外的新潮思想，以救中国。
也就是在这时，闻一多看到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也看到了国外的繁华与美好。一个伟大的思想举动渐渐在闻一多心中萌芽。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放弃教育救国，投身民主革命浪潮
到了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民智已开，何人来引领人们一起抗争？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世间总会有一个领头羊，不是我，也会是吧别人，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机会让给别人？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最后的演讲—为真相，不畏生死
自古文人的风骨总是那么的坚挺，从灵魂深处涌出的风骨与脊梁，那是国家的真正的力量所在，是国家的未来。
古有文人撞柱以启发民智，今有闻一多用自己的演讲与鲜血，鼓舞每一位炎黄子孙，起来不屈的斗争。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中国的文人总有着不朽的民族气节。舍生就死，且死不旋踵；苟且忍辱，终成千古文章。这是属于文人独有的矜高与自持，是他们的一身风骨，是千百年来仍为人称道的美好品德。
舍生取义，闻一多用自己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