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数量与质量是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标识。
当前，随着我国智库数量的不断增多，其社会与政治功能在不断加强，然而智库本身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在翻译由国际智库研究领域广受认可的知名专家詹姆斯·麦甘所著的《第五阶层：智库·公共政策·治理》一书过程中，笔者感受到当前美国智库自身发展中的严重困境，对其加以了解或许对克服我国智库建设中潜在发展障碍有所启发。
首先，当前美国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陷入迷失状态。“帮助政府思考”被许多美国智库认定为首要目标。能否参与政策议题设定、规划及对其落实施加影响，往往决定着智库本身的地位与功能。大凡知名智库，都有与政府权力机构的密切纽带，是决策者与政策研究者间的桥梁。
然而，冷战后美国政治领域中间力量的式微，带来两党政治中高度“极化”的现象。这深刻反映到了智库变化之中：智库中客观的偏重探究事实的政策分析少了，而有党派偏向性的政治分析多了;标榜政治中立的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弱化了，公开党派属性的智库反而随两党政治下旋转门机制而对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当立场决定结论的现象日益普遍之时，智库本身也就逐渐丧失其标榜的所谓研究功能，成了激化而非化解美国政治对立的推进器。智库不是去提出建设性解决美国面临难题的方案，而是在极力解释美国不同总统确定的且事实往往证明是失败了的政策的合理性。这既使得后继当政者不满，更使得公众感到迷茫困惑。当前美国众多智库不再像以往那样当做是纾解公众与政府矛盾的降压器或安全阀，决策者和公众对智库的认可度或重视度降低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美国智库的自主性在不断降低。历史地看，20世纪上半叶，不论“学术型智库”还是与政府有合同关系的“合约型”智库，尽管资助方各异，但大多强调自身研究的客观性、独立性。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智库的资助方已出现较大变化，它们往往对智库提出特定研究议题和明确研究结论，这使得“游说型”智库的影响越来越大。
由于有既定的价值倾向或特定的利益诉求，尤其擅长搞政策推销，此类智库工作宗旨时常就是“让资助方高兴”。传统基金会与美国进步中心分别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主张的代表性游说智库。其专家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像为智库资助方所持立场作有力辩护的律师，而非平和的理性讨论的志士学者。观察当今美国主流电视媒体中的政策辩论节目，我们会发现多数智库专家之间进行的往往是斗嘴式“鸡鸭对话”，而非建设性沟通。
此外，当前美国智库呈现明显的跨国化发展态势，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其智库自主的全球化，相反，众多智库实则成为美国在海外推进其国家利益的可用工具。尽管智库大体构成了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阶层，但当前其与决策群体互动历程表明，美国智库本身的自主性正遭受严重侵蚀。
第三，美国智库对长远、战略性研究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这导致智库学者研究的短效性和碎片化现象。美国选举政治文化下，决策者缺乏对国家面临长远挑战的关注兴趣，往往聚焦于短期议题或眼前危机。尽管有战略眼光的智库专家对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长远议题做了细致分析和持久呼吁，但其主张多数情况下长期难以被决策者理解、认同，更别说是实施了。大多数智库研究的仍是决策者关注的眼前议题。
观察二战以来的美国史，真正对美国长远战略产生持久影响的思想实则来自政府内部或知名学府，前者如确定40年对苏遏制框架的外交官乔治·凯南，后者如反映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思维的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既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长远战略思想，又“犬儒式”地研究短期议题，智库自身在美国政策领域内地位的下降很大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第四，美国智库对国内外重大议题时常缺乏预判，对既有重大议题则经常误判，本应是预警的“布谷鸟”，但时常成为后知后觉的“笨头鹅”。在高度相互“联结”的当今时代，地域性事件往往会有全球性影响，但美国众多智库几乎没有准确预判到2008年金融危机、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6年特朗普当选等这些在全球范围产生溢出效应的堪称是“政策海啸”的事件，而其对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等事件发展的判断则时常不准确。确实，在科技革命、人类交流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智库要成为一个先知先觉、精干高效、运作出色的政策机器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
近年来，美国政府内外政策趋于混乱，智库功能紊乱、渐显病态可说是其突出症状表现。执政以来的特朗普与美国智库之间几近“持久敌对”的关系更成为当今美国智库尴尬境地的生动写照。哪家智库对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影响大？笔者听到的美国学者或官员的回答往往是“不知道”。这大概不是敷衍的客套话。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土壤，未来，在进一步民主自由化之后，我国的智库也将更加繁荣昌盛。
原标题：李海东：美国智库如今渐显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