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虽说见微知著，但个人谈何代表整个民族
近一段时间，围绕“高铁霸座”的新闻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民众和媒体关注公共场所的不良现象是应该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这种关注中，有些观点将其上升为中国人的普遍素质，我认为是非常不正确的。
据统计，2016年中国高铁运送的旅客数量达15亿人次。面对这样庞大的数字，别说连续报道三五个“高铁霸座”，即便每天报道一起，在15亿人次的基数面前，也完全有可能做到。但其真实的比例，与15亿人次相比，实际上非常小，完全不足以上升到“国民性”“普遍素质”的高度。
新闻传播学中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议题设置”。“议题设置”的技巧是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同时忽略其他问题。“议题设置”的目的比较复杂，有高端和低端之分。但我认为，在“高铁霸座”问题上，媒体的“议题设置”更多是低端的跟风，用网络语言说的话，就是“蹭热点”。
几十年来，我始终十分反感一本名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这本书用大量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以偏概全的手法，将每个社群都会出现的现象上升到全中华民族、全历史、全方位的普遍性。事实上，《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描写各种不良现象在全世界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存在的。绝不能由此证明中国人的普遍素质从来就是、且现在仍是全世界最差的。可惜，这本书几十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太大，以至于社会和媒体层面经常性的表现就是：动不动就由个别现象随心所欲地推导出“国民劣根性”的荒唐结论。
然而，严格执法能否杜绝“高铁霸座”现象吗？我认为愿望是好的，但要彻底杜绝也不容易。世界各国的法律都禁止杀人，这样的法律规定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但在世界各国，总还是会出现杀人犯罪。恶性的杀人犯罪尚且如此，何况“高铁霸座”的不良现象？
我认为，面对“高铁霸座”现象，法律手段与社会舆论谴责的方式都应该使用，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现象。从这个角度说，我赞成媒体对“高铁霸座”这种不良现象的曝光，以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但千万不能由此认为中国人的普遍素质就是那么差，而恰恰应该反过来看——人人谴责的声浪，才更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真正的普遍素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教育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发展很快。类似高铁这样的社会硬件的快速提升，但是大多数人心理、习惯等“软件”并没有及时同步升级，由此才导致各种各样的不良现象发生。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依然与国民素质无关。就好比很多年前，我的一些农村亲戚刚到大城市，根本没有看红绿灯过马路的习惯。陪他们逛街时，我只能不断提醒，因为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红绿灯。现在则不同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早就已经习惯看红绿灯过马路了。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要用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件事物，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只会如刻舟求剑一样，愚蠢无知，徒增笑料。
原标题：刘仰：高铁霸座扯不上国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