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这是刻在马曰琯墓志铭上的话语。
马曰琯，不仅在经商上有卓绝的天赋秉性，更是将徽商的儒性发挥的淋漓尽致，是儒商的杰出代表人物，贾而好儒，广交文人雅士，是封建社会反抗“重农抑商”的商人们的剪影。
徽商文化
“士农工商”四民之说，源于被后人称之为盐神的管仲。由于“四民”都是“国之石民也”，所以本没有高下卑贱之别，只有前后左右之序，就如一株参天之木，士如土壤，农如树根，工如树干，商如树叶。
然而，随着传统礼教等级思想的不断发酵，“四民”的社会职业属性慢慢异化为社会身份定位，“士为民之首，商为民之末”成为社会主流认知。不但唐太宗要求工商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宋代也有商人“不得与士齿” 的定律。
明清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根植于骨子深处的思变精神，促使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冲破世俗偏见，变民为商，虽然在权力的压迫下，重农抑商政策还在延续，但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整体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长足的提升，更是促成了我国商业的鼎盛繁荣。
他们就是“徽商”。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仍然可以看见徽商的身影，史玉柱、杨元庆、王传福等大企业家都是徽商的传承者。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
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 修路桥、会馆，以荣宗祖，壮大势力；特别热衷于兴院，开学堂，办试馆，培养封建人才，巩固宗法统治。
明清时，徽州名臣学者辈出，仅仅有五个小县城的进士就有2018人，而只一县，明、清既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兄弟两个一起为“丞相”的逸事，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
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徽商马曰琯的儒性
马曰琯字秋玉，号嶰谷。本籍安徽祁门，祖父马承运始业盐两淮，马曰琯自小侨居扬州新城东关街，世代经营盐业。
乾隆初，举博学鸿词未就，与弟马曰璐互为师友，并以诗文见称，有“扬州二马”之名。
“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
雍正年间，马曰琯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四方人士闻名造庐，授餐经年，无倦色”。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陈章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
马曰琯曾自为盟主，同厉鹗等人结“邗江吟社”，吟诗作赋、游历山水。马曰琯还替郑板桥还清债务，袁枚说马曰琯“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沈德潜评其诗为“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可见水平很不一般，今传《沙河逸老集》10卷和《嶰谷词》1卷。《清史稿·文苑传》有马曰琯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邗江吟社”盟友们共同吟唱《韩江雅集》9卷，共收录雅集活动58次的诗歌692首。
儒商且重义
马曰琯见秘本、珍本、孤本重价购买，世人所需者，不惜千百金加以刊印。先后购得“传是楼”、“曝书亭”旧藏， 累计有藏书10余万卷，建藏书楼数十间，各命名为“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丛书楼”等，聘请知名学者如厉鹗、陈撰、江宾谷、金农等先后馆于其家，为其校勘、编次书籍，聘善书者数人写书脑。
马曰琯与全祖望、惠栋等人关系尤密切，有秘书相互借抄。全祖望称他“藏书精骇，更无讹本”。并乐于广泛借书与人，尤对学者、儒士交流，以资著述。卢雅雨、严长明等均利用过他的藏书，并赠有“数卷论衡藏秘籍，多君慷慨借荆州”之句。
马曰琯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
就花去千金，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名称，藏书多达10余万卷，有“甲大江南被”之说。
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琯的儿子振伯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受乾隆皇帝褒奖，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373种5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乾隆四十二年（1777），马曰琯的儿子马振伯呈请将梅花书院归公，改由盐务衙门管理。
商人，自古以来在我国的名声就不好。古有白居易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今有俗语“无奸不商”，商人似乎永远都是在社会舆论的底层。商者国家大器，不得不察，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任何一次经济的变革，都会影响成千上万的家庭。马曰琯等一大批徽商，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了商人并非只是重利益，商人也可以是有情有义的学者，商人不该被鄙视。
借用马云的一句话;“我希望以后有孩子们再写长大的理想，除了当科学家、市长、艺术家以外，也能说我以后想当个商人。
